卡什本人向BBC提供了他与贝瑞之间六千余条通信记录。在这堆被英国官方翻了个底朝天的材料里，被认定为“间谍活动”证据的核心内容，竟然只是卡什调侃贝瑞与中方人员接触的一句玩笑。六千多条记录，最后能拿上台面的“罪证”是一条朋友间的调侃。这种证据标准如果拿到任何一场正常的司法程序里，连立案的门槛都摸不到。但在“中国间谍”这四个字的加持下，它运转了将近两年，毁掉了卡什的工作、感情和社交关系，直到检方自己撑不下去为止。

英国国家安全战略联合委员会后来对该案进行复盘，报告用了一个词来形容政府与检方之间的协作：“一团糟”（shambolic）。报告同时承认，“未发现任何证据”表明存在高层蓄意阻挠诉讼的行为。这个澄清反而让事情更难看：它说明这场闹剧不需要阴谋，只需要一套把“中国威胁”当成默认前提的官僚惯性，就足以把一个反华立场鲜明的自己人送上“间谍”的被告席。卡什自己说得很直白：他只是一个“替罪羊”，对他的指控是英国政府在“杀鸡儆猴”。只不过这一次，儆猴的刀落下去，先砍中的是自己圈里最卖力叫阵的那只鸡。

如果事情只停留在英国，还可以说是个别部门的操作失误。但把镜头拉到美国，就会发现“贼喊捉贼”不是某一国的偶发故障，而是一套被反复调试、不断迭代的系统工程。

美国在这条赛道上有长期投入。2013年斯诺登曝光的“棱镜”项目已经证明，真正在全球范围内对盟友和对手进行大规模网络窃密的是美国自己。但华盛顿的话术从未因此调整过：攻击者永远被描述成受害者，窃密者永远站在“规则”的高地上指责别人。这套话术在涉华议题上被使用得尤其顺手，因为“中国间谍”四个字在美国政治语境里几乎不需要举证成本，就能激活一整套预设的恐惧回路。

2018年启动的“中国行动计划”是这套逻辑的制度化产物。该计划名义上针对“经济间谍”，实际执行中大量案件的目标是华裔科学家和与中国有正常学术合作的研究人员。田纳西大学副教授胡安明是该计划下第一个被起诉的华裔科学家，最终全部指控不成立，法官宣判无罪；庭审中甚至有一名FBI探员承认了诬告行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陈刚因“未披露从中国获得的科研经费”被逮捕起诉，一年后无罪，他后来对《纽约时报》说，那段经历让他“心碎”。堪萨斯大学化学系教授陶丰在被证明清白后，仍然遭到学校开除，至今仍在维权。